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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广州，祖籍中国苏州，美籍华裔建筑师。其父贝祖贻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创办人。

  1889年埃菲尔铁塔竣工时，巴黎民众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但是艺术和建筑专家们却一派谴责之词。铁塔施工期间，包括巴黎歌剧院的建筑师查尔斯加尼叶在内的一群人就已经签署了一份倡议书，声称埃菲尔铁塔是连沾满商业气息的美国也不会要的建筑，认为它“毫无疑问让巴黎蒙羞”。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站在了民众的一方，埃菲尔铁塔很快就超过了巴黎圣母院，成为这座城市最出名的地标建筑。

  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在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上重演了。在卢浮宫博物馆的大规模翻修和重组项目中，金字塔被定为主入口。这个计划一出，最初引起的反应是震惊，对于改变法国最神圣的文化遗产这一计划，《费加罗日报》大斥：“绝对不能接受”。《法兰西晚报》声明，这对于神圣的卢浮宫来说，简直是个“残酷的暴行”。然而，跟着时间的推移，这样那样的反对言论逐渐被公众一致的赞誉所取代，玻璃金字塔也慢慢的变成为了巴黎的标志之一，频频出现在明信片、旅游宣传册乃至小学生的课本上。

  这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体现了在决定建筑作品成功与否上公众意愿的重要性，而更多的是反映了根本原则在设计中的重要性。埃菲尔铁塔很好地反映出了工程方面的效率性，它造型上的优雅更是给人带来了不可多得的身心体验。卢浮宫博物馆入口金字塔则是一个极简的几何图形，它现代风格的高科技表现形式与历史影像及技术精品相比毫不逊色。贝聿铭70多载的职业生涯——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学生时期，到2006年在老家苏州建造的苏州博物馆——其中的重点是，贝聿铭是一位以工程学为根基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此同时，他更牢牢地抓住了艺术和文化的灵魂。

  虽然贝聿铭设计的一些建筑可能在表面上似乎拘于造型，但他的杰作受到了使用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好评。除此之外，它们更蕴藏着大师的个人历史，这种历史带有浓厚的美国意味：身为移民的贝聿铭，充分的利用了美国的机遇，但又从未失掉自己的文化根源。令人欣喜的是，在创作的晚期，贝聿铭有机会以一个年轻人的热情与古老的欧洲文化亲密接触，并以丝毫不减的好奇心对日本和中东的传统进行了探索。

  贝聿铭复杂的感性风格经历了多年的沉淀，他1917年出生于中国殷实的大户人家（其父是中国银行的经理），上过上海贵族学校，随后和很多上流社会的子女一样，于1935年远赴重洋继续深造。最初，他就读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但由于贝聿铭觉得自身的绘图技术不及同学，因此放弃设计师的梦想转投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

  麻省理工虽说是技术培养和训练的中心，但和当时美国很多建筑学院一样，仍然忠实于学院派风格，其根基是古典作品和规律性。因此虽说麻省理工的项目有诸多长处，却也远不是建筑艺术的前沿。那一时期，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正在发展“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之理论，同时，德国和荷兰的先锋派也正在逐渐摒弃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并将它视为一个已经衰落的帝国。

  建筑风格的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就是格罗皮乌斯，他曾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先驱，纳粹政府上台后，他来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担任建筑系主任。格罗皮乌斯给年轻的建筑师们描绘了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让他们有机会清扫一切陈词滥调的传统美学，致力于一个充溢现代元素和社会进步观点的项目，以此来“改变世界”。贝聿铭正是这群年轻的建筑师之一，从麻省理工毕业之后，他进入哈佛设计学院继续深造，并在这里发现了另一番天地。格罗皮乌斯推崇对结构绝对诚实的表达，反对一切附加装饰。他还认为建筑学的历史其实就是创造力的侄桔，因为学生往往慑于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建筑精品，被捆绑住了手脚。格罗皮乌斯甚至禁止在建筑学院的大楼里摆任何古典雕塑的石膏像，并从课程设置中取消了建筑史的学习。

  尽管年轻的贝聿铭对于格氏这种不容变通的逻辑化风格并不完全认同，但还是在他门下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一个设在上海的艺术博物馆，由围墙围合，内里建筑有庭园簇拥。从这个设计中已然可见贝氏独立于欧洲现代主义流派之外的个人风格。

  毕业作品的设计和贝聿铭的个人发展是分不开的，贝氏家族在中国古城苏州拥有私家园林，贝聿铭正是在这里长大的。水城苏州，由运河点缀，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并被作家美誉为东方威尼斯。苏州大户人家精致的园林特点鲜明，都是外有围墙，内里是精心布置的庭园。苏州园林被视为大自然的缩影，常见假山怪石。这些石头均由专门的种石匠置于河流之中，任水冲刷侵蚀为各种造型，再运回园中作为装饰，寓意时间的力量。庭园里的亭阁和曲曲折折的小径则匠心独具，只为给人们雕琢出最美妙的视野。随着贝聿铭的建筑风格不断成熟，他的作品也慢慢变得多地反映出苏州园林对他的深远影响。

  从背景上来看，贝聿铭在哈佛的同学可以说与他是大相径庭的，他们中间包括了日后的建筑大师。如爱德华L巴恩斯、约翰约翰森、菲利普约翰逊和保罗鲁道夫。毕业后，贝聿铭选择的发展趋势就更让人意想不到了。当大多数的毕业生从朋友或亲戚的别墅扩建项目起步的时候，贝聿铭却来到地产开发商的麾下做起了住宅项目的设计师。这位开发商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在纽约地产界呼风唤雨的威廉齐肯多夫。他的名字在当年的纽约就是房产热卖的保障。

  从齐肯多夫那里，贝聿铭开始了解高端融资、城市规划、政府法规、在商界和个人生活中的实用主义。然而，二人的关系远不止开发商和建筑师这么简单。实际上，对年轻的贝聿铭来说，齐肯多夫渐渐地成为了一个父亲似的存在。如贝聿铭的夫人所说，齐肯多夫给当时至空如也的贝聿铭灌输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经验，也给从小家教森严的贝聿铭带来了他所缺失的情感上的温暖。

  不过，齐肯多夫奢侈铺张的经营方式逐渐导致了经济上的拮据和创意万面的枯竭，当齐氏帝国开始动摇时，贝聿铭决足自立门户，创办贝聿铭联合事务所，一些年轻的同事也受邀加入，这中间还包括亨利考伯。

  贝聿铭联合事务所设计了不少建筑，很多都盈利不少，但在建筑美学上并没有太大的造诣。虽说作为高级合伙人，贝聿铭通常把较小的项目都分给其他成员负责，但由于署名只是他一个人的名字，因此公司的商业成就在某一些程度上似乎冲淡了他作为建筑师的设计杰作。

  在盈利一直增长的同时，事务所始终都保持了对于建筑艺术的热情。这一点从公司创建伊始就可见端倪。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项目（NCAR），也是公司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项目。大气研究中心位于科罗拉多博尔德城外，虽然是一个科研机构，但大气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奥尔罗伯茨明确，这座位于落基山脉脚下的建筑既要充满艺术感，又要和四周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罗伯茨颇具个性，总是身着老式的皮带和吊带裤，他极富远见，经常充满激情地和贝聿铭谈论大气研究中心的科学使命以及它在四周风景中的地位。成型的设计是一座具有未来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和当时流行的野兽派建筑风格十分合拍。同时，一条蜿蜒的山路很好地缓和了建筑粗犷的风格，让人不禁联想到苏州园林里的曲折小径。

  NCAR于1967年竣工，它的成功为贝聿铭带来了决定其职业生涯的重要项目，也就是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肯尼迪纪念图书馆。正是这一个项目让贝聿铭一跃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肯尼迪纪念图书馆是当时竞争最激烈的项目，贝聿铭面临的对手都是当代建筑界泰斗，包括路易斯康、密斯凡德罗和保罗鲁道夫，贝聿铭最终胜出，而这和他与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建立的良好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杰奎琳曾说：“我觉得可以和贝聿铭一起实现一次飞跃。”然而，如此幸运的开端却变成了贝聿铭事业中的一个大难题。剑桥当地社区的一些成员认为图书馆会引来大批的游客，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公开反对最初的计划。迫于压力，图书馆不得不重新选址于波士顿湾一处偏远的填埋区。到1979年图书馆竣工时，建筑师最初的艺术构思几乎消耗殆尽。对这个并不算十分如意的结局，肯尼迪夫人评价道，“能做的我们都尽力做了，其他的就随它去好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肯尼迪纪念图书馆的项目确实将贝隶铭的公司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顶端。可就在这时，公司（这时已更名为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由贝聿铭合伙人考伯主要负责设计的波士顿约翰汉考克大厦（1966年～1976年）的玻璃窗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经过调查之后，察觉缺陷的症结在于玻璃的制作，碎落的玻璃被胶合板取代，媒体幸灾乐祸地将该大楼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事务所的声誉遭到重创。

  最终还是一系列的小项目把公司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这些项目有的是当时已经在做的，包括锡拉丘兹的艾佛森美术馆（1961年～1968年 ）、康奈尔的约翰逊博物馆（1968年～1973）、乔特学院的一栋艺术楼（1968年～1973年 ）。乔特学院项目的客户是保罗梅隆，美国最富有、最有学识的人物之一。和贝聿铭一样，梅隆也有一位关系颇为疏离、身为著名银行家的父亲。二人之间是不是因为相似的背景而一见如故，这一点无从确定，不过贝聿铭和梅隆之间的交情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商业合作。这一段交情引出了贝聿铭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国家美术馆的扩建项目，也就是国家美术馆东馆（1968年～1978年）。这一个项目由保罗梅隆的父亲所设的基金出资，能够说是后现代建筑史的重要纪念碑。东馆精湛的几何构图、丰富的选材和天衣无缝的细节设计正是归功于机会、天才和财富的完美结合。不过，这其中更重要的则是客户和建筑师之间的理性共识。

  而在另外两个重要项目中，正因没有这种共识，最后的结果也变得错综复杂。这其中，一个是北京西北郊的香山饭店（1979年～1982年），这是受中国政府直接委托的项目，贝聿铭当时的设想是在保证建筑现代风格的同时保留中国的传统元素。尽管最后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贝最初的设计愿望，却未能得到不了解其潜质的政府官员赏识，这让贝聿铭颇感失望。

  这种失望既是个人感情方面的，同时也是职业层面上的。当时，心思似乎过分天真的贝聿铭，希望以自己的作品作为催化剂，帮助自身的祖国从千篇一律的苏联模板里挣脱出来，觅到一种既现代又不失中国特点的建筑风格。为此，贝聿铭潜心钻研中国传统，并费尽心思从遥远的山区运来石材用于点缀饭店的庭园，与此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保留住自然美景和园中古树。然而，第一次为中国政府做项目的贝聿铭，既要对付官场运作，又面临着当时中国落后的施工方式，所承受的压力和阻碍都不胜枚举。

  同期的另一个项目，纽约的雅各布杰维思会议中心（1979年～1986年），主要由贝聿铭长期合伙人詹姆斯英格弗里德设计。这一个项目也因为纽约市政府的官僚主义压力而裹足不前，雪上加霜的是，建筑结构的制作也给这一个项目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让人不禁联想到汉考克大楼曾带来的危机。

  那一段时间，贝聿铭的事务所里因为接二连三的重创而显得一片愁云惨淡。然而这时，因汉考克大楼而大受打击的亨利考伯却向贝聿铭指出，贝最大的成就其买是他一手创建的这个事务所。考伯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尽管公司里有一些合伙人和员工或许觉得他们的能力还没有正真获得充分肯足，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成功并且个性鲜明的建筑事务所。它的工作上的能力和专业精神享誉世界。贝聿铭自己的工程学背景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保证了事务所在极具设计创新力的同时，又具备同行很难来做比较的技术服务水平。更难能可贵的是，和同类公司相比，事务所具有极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很多员工都感觉自己更像一个共同生活的亲属，公司的接待区域虽然装修简洁严肃，但在劳累一天之后，这里飘出的阵阵爆米花甜香却让人真切地感觉到公司人性化的氛围。

  正因为有了员工的向心性和一起努力，事务所一直以来的设计理念才得以维持下去，并最终挺过诸如汉考克大厦、香山饭店、杰维思会议中心这样的难关。接下来的几年里，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一起东山再起，创造了一系列的建筑精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要数达拉斯的莫顿梅尔森交响乐中心（1981年～1989年）以及香港的中银大厦（1982年～1989年）。

  当然，这些作品与1983年贝聿铭接到的邀请相比，就显得逊色不少了。这一个项目邀请来自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正是他把卢浮宫重组的项目交给了贝聿铭。贝聿铭之前所有积累的经验都在这一个项目上厚积薄发：他从齐肯多夫那里学到的城市规划，在肯尼迪纪念图书馆上经历的政治斗争，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上和梅隆合作建设博物馆的经验以及他在香山饭店项目中对文化遗产做出的探索。也许正因为这些经历的完美组合，贝聿铭在卢浮宫项目上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投入。这里值得玩味的是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把自己的文化放在首要地位。不过，和其他项目一样，客户所扮演的角色仍是至关重要的。贝聿铭和密特朗之间有着深刻的共识，二人都自视为无价文化瑰宝的捍卫者，同时，也正因为密特朗的权力和资源，才使得整个计划得以贯彻始终。

  当年初出茅庐的贝聿铭投入开发商齐肯多夫门下，不得不在某一些程度上放弃创意方面的独立性，而卢浮宫的项目似乎点燃了他多年以来的创意热情。与此同时，他对于不同文化的兴趣也日渐增长。贝聿铭迫切地想要摘掉自己头上企业建筑师的“帽子”，追求一条商业气息没那么浓郁的艺术线路。

  贝聿铭的第一步，是将他的事务所改名为贝一考伯一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以此来表示对于一直以来的主要合作伙伴的认可。随后，贝聿铭干脆于1990年从事务所退休，成为独立设计师，只是在大项目方面仍然会寻求事务所的帮助。

  贝聿铭之所以可以顺利地从事务所退休并开始独立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卢浮宫效应。由于贝聿铭为密特朗设计的惊世杰作，其他几个国家首脑也意识到了这位建筑大师能带来的轰动效应。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迫切希望贝聿铭在柏林设计一座博物馆，而卢森堡政府也想以一座贝氏美术馆来为自己这个小小的大公国增光添彩。这两个项目最终都得以实现（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于2003年竣工，卢森堡大公现代美术馆于2006年竣工），但由于和客户观点的不同，再加上客户无法对抗地方政治压力以保证建筑师设计理念的贯彻，这些作品和贝聿铭的主要成就相比还是逊色不少。

  在德国和卢森堡遭遇了重重障碍之后，一个贝聿铭梦想中的完美项目突然从天而降，这就是美秀美术馆。美秀选址于日本大阪南部，四周山峦环绕，而且没有设置任何的预算限制。这一个项目的客户是小山美秀子，日本宗教团体的领袖人物，她认为艺术和自然是通往富足精神世界的渠道。虽然身为日本人，小山夫人却熟读贝聿铭从小学过的中国经典，尽管二人语言不同，却有一致的美学理念。于是贝聿铭创造了美秀美术馆，馆身蜿蜒起伏，深植于山中，通过隧道和壮丽的吊桥连接。在美秀的设计上，贝聿铭突破了自己通常的几何图形风格，令整个建筑显得更为流畅而灵动。同时，他也重新回归了当年在哈佛大学做毕业设计时所涉及的领域。

  2000年，贝聿铭应邀接下了多哈艺术博物馆项目，在这一个项目上他更大胆地拓宽了自己的创作领域和风格。2001年，贝聿铭又同时接受了设计苏州博物馆的邀请。苏州的项目（贝聿铭长子贝定中先期曾参与苏州城市规划，定中于2003年过世） 让贝聿铭可以携同自己的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一起踏上这一段深埋心中的漫长还乡之旅。苏州博物馆邻近贝家旧日的宅邸和园林，其设计风格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在香山饭店的项目里，贝聿铭对于重振现代中国建筑艺术的雄心。如今光阴流转，苏州博物馆的项目远比香山饭店更具吸引力，而贝聿铭的理念这一次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不论从设计抑或用料来看，苏州博物馆都是传统和现代的优雅结合，它是贝聿铭对自己故土的一腔怀念，更是大师个人文化和艺术成就的总结。

  贝聿铭对于现代建筑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杰作，如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和卢浮宫，确保了他的名字会超越很多同时代的建筑师而长远流芳。贝聿铭在哈佛建筑学院的校友，被称为“美国建筑的院长”的菲利普约翰逊，他所留下的建筑遗产仍是他43岁时创造的“玻璃屋”（他作为推广者和历史学家的成就另当别论）。另外两位建筑学院毕业的著名建筑师保罗鲁道夫和爱德华巴恩斯也逐渐淡出舞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后现代派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和迈克尔格雷夫斯也已经褪去光环。

  一直以来，一些批评家认为贝聿铭在有权有势的客户面前显得过于泰然自若，游刃有余。但是他们没意识到，当你想要创造建筑精品的时候，实现用户的需求和利用其资源是一项宝贵的技能。同时，他们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贝聿铭也许是他那一代建筑师里唯一的艺术家。他虽以几何构图的原理为根基，但从不受任何理念的制约。早在哈佛求学期间，贝聿铭就已发觉格罗皮乌斯宣扬的正统现代主义局限性太强，而后现代派鼓吹的对历史的再调查又太过肤浅。他不摒弃科技，但拒绝受诸如电脑设计这些科学技术手段的奴役。高耸入云的中银大厦，正显示了贝聿铭结合美学和结构创新，对于传统摩天大厦凝练的改进；而美秀美术馆则体现了他在青年时首次接触的自然风景之中，对于现代美术馆概念的崭新诠释。鲜有建筑师能展现像他一般极其敏锐且日益成熟的艺术敏感性。

  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贝聿铭绝对是当代最高产的建筑师之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不断地向数量众多的客户提供着高质量的建筑精品。

  100岁的贝聿铭，证明了一个人也许能轻松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而仍保有割舍不断的根